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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勾践,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通常有两个,“卧薪尝胆”以及“只可共患难,不可共富贵”。

卧薪尝胆是美名,自不必多说,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志气,为历代所传颂。

与之相比,不可共富贵,功成名就后范蠡跑路,文种被害,基本只能算得上遗臭万年了。

一、功臣

不过大家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。

对功臣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,在后世大一统王朝虽然比比皆是,案例丰富。

但翻阅史料,春秋战国时期,类似事件却是非常罕见的。

当时的士大夫们,可能会为了理想得罪旧贵族而丧命,比如推行改革的商鞅。

也可能会因为主昏臣庸,打击陷害,搞得家破人亡,非死即残,比如伍子胥。

再或者礼崩乐坏下,国中上下猜忌,互相谋害,也属正常,《史记》中就记载:

“春秋之中,弑君三十六。”

可即便这个时代混乱至此,你真要去找一个君臣相知相识,同甘共苦,起于微末。

却在成就大业后,因为功高震主这种理由反脸无情,痛下杀手的案例,却也是非常困难的。

道理很简单。第一,春秋战国时代,是竞争高度激烈的大争之世,那是真正意义上的:

“君不正,臣投他国。”

稍有作为的诸侯都求贤若渴,君主猜忌臣子,臣子也不是傻子,真到了危急时刻至少还有跑路这个保底选项。

典型案例如乐毅,燕惠王不信任他,他立马就投了赵国,被封为“望诸君”。

而且,卸磨杀驴也很容易把名声搞坏,以后再想招揽人才就困难了。

这种损失,没了对手的大一统王朝或可承受,但对于志在争霸的诸侯,绝对是致命的打击。

所以当时诸国国君,通常都十分热衷于维护自己的良好形象。

仍以燕国为例,燕昭王筑黄金台吸引干才,留下了“千金买马骨”的美谈。

乐毅走人后,燕惠王公开表示后悔,将其儿子封为昌国君。

找不到能够服众的理由而杀害功臣,代价太过高昂,非不得已没人愿意走到这步。

第二,也是最根本的一点,春秋战国,尤其是春秋时期,诸夏各邦国的主流制度仍是分封制。

分封制下,天子将土地赐予诸侯,诸侯将土地二次分配给卿大夫。

基本上各级官僚,都有自己的封邑、税收和军队。

君主没有绝对的权力,自然没法对同样强大的下属为所欲为。

如果某位大臣,真的已经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,那么国君恐怕也已经没有惩治他的力量了。

所以讲了这么多,大家是否感觉到了越国历史的蹊跷?

如果仅从“不可共富贵”的角度思考,勾践是没有足够动机逼走范蠡,杀害文种的。

二、援助

那么勾践所作所为背后的逻辑,到底是什么呢?

想弄明白这个问题,必须先从“卧薪尝胆”讲起。

通常情况下,大多数人对越国灭吴的印象,一般是韬光养晦,积累实力,然后一举成功。

整个故事中的主角就两个,勾践和夫差。

然而真实的历史,要复杂得多,越国能够崛起,与楚国的援助是分不开的。这一点在本系列视频第二篇中,曾详细讲过。

大致就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,当时很强大的吴国,楚越进行了实质上的结盟。

越国每年向楚国输送大量物质财富,也就是《吴越春秋》中提到的:

“春秋奉币玉帛以贡献焉,未尝敢绝。”

作为回报,楚国手把手教越国搭建国家框架、组建军队,甚至是输入先进的技术。

以至于勾践讨伐吴国的时候,军队中还有成建制的楚人武装,所谓:

“籍楚之前锋,以摧吴王之戈。”

而范蠡和文种,就是在楚国开始大规模援助的情况下,来到越国的。

现存典籍中,没有明确提到这两人早年的身份职位。

所以他们辅佐勾践,到底是个人行为,还是楚国官方委派,现在也不太好下结论。

不过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官方委派的,或者说这两人至少有官方背景。

理由很简单,《史记》记载,范蠡跑路后,以经商巨富,是为陶朱公。

他的儿子后来在楚国犯了死罪,于是便找到了昔日好友庄生,希望其能够从中周旋。这个庄生,根据记载:

“以廉直闻于国,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。”

能和国师这个级别的人物交好,范蠡如此人脉,怎么可能和楚国朝野脱得了干系?

想明白了这一层,勾践为什么痛下杀手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
我在本系列视频的第四章,曾经详细剖析过楚越关系的变化。

当吴国灭亡,共同的敌人消失后,楚国和越国立刻成为了地缘上的战略对手。

勾践消灭夫差,自身损失也很大,《韩非子》曰:

“夫越破吴,豪士死,锐卒尽,大甲伤。”

这种情况下,楚国又是怎么做的?乘火打劫,以开战相威胁,强迫越人割让“露山以西五百里”的土地。

双边关系在急速恶化,类似范蠡、文种这样的楚人,又要如何自处?

更糟糕的是,楚国在提出割地要求后,勾践一度想诉诸武力,文种又竭力劝谏道:

“不可,吾豪士尽,大甲伤,我与战,必不克,不如赂之。”

如此态度,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,都足以让勾践猜忌了。

信任往往要在同生共死后才能建立,而怀疑的种子只要一瞬间就能发芽。

如果继续任用范蠡、文种,灭吴之后论功行赏,他们的封邑绝对不会少,甚至可能会成为越国数一数二的卿大夫。

与楚国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,而自己的左膀右臂,乃至武装力量,又都有楚国官方背景,勾践的焦虑可想而知。

范蠡看到了其中的危险,选择跑路,文种没有,因此遇害。

所以个人的看法,所谓“只可共患难,不可共富贵”,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时国际关系的恶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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